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永恒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疤。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以不宣而战的卑鄙手段进攻美军太平洋基地。美国和日本正式进入到了战争状态,实际上两国自从日本加入了轴心国集团之后,关系就在不断恶化之中。从贸易禁运到冻结财产,外交领域几乎将所有可以出的牌全部用尽,最后双方兵戎相见,走到了漫长的战争之中。而在美日开战前,日本国内的民间舆论就已经开始不断炒作战争议题,推动民间的战争舆论绑架政府和军方。这种民粹力量和军国主义相伴而生,可以说当时的日本从上到下都陷入了法西斯的疯狂与好战的迷乱情绪之中,无法自拔。正是这种舆论导向催发了战争雪崩的出现,擅开战端的结果就是让整个日本民族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日本是一个传统的海洋型国家,它对于土地和海洋有着天生的贪婪和追逐。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一直以开疆拓土作为自己的前进目标,从官方到民间都在以明治天皇“开拓万里海疆,布国威于四方”的旨意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民众和军方的好战热情就被挑动了起来。加上在中日甲午海战、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都获得了胜利。民间和军方志得意满,长期沉溺于连战连捷的喜悦中,以至于忘乎所以。在加入了轴心国集团之后,国内的军国主义浪潮更是此起彼伏难以控制。到底是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想催生了法西斯政府,还是法西斯政府助长了国内的军国主义浪潮?这个问题如今已经难以探究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国内的舆论已经成为了日本官方所长期控制的重要战线。为了进一步攫取世界霸权,日本在国内实行了国防动员令,还在1940年7月出台了《时局处理纲要》当中明确注明:“在国内,为促进国防国家体制的完成,对实行强力政治,广泛施行国家总动员法,确立战时经济体制,集结战争物资和扩充船舶,提前进口,特别进口,调整生产力扩充计划和军备充实计划,发扬国民精神,以及统一国内舆论等,都作了规定。”从此之后,日本的国内舆论就开始受到了控制,而日本国内的战争情绪也被经济的颓势而不断激发了出来。从五一五兵变到二二六兵变,都是日本青壮年军官不满政府对于战争规模的限制而爆发的。到了太平洋战争开始前,这种情绪越发高涨。而当时在政界上层,东条英机等人作为这股势力的代表,也一直在计算、衡量、操弄着民粹的力量。他们甚至可以用这股力量来攻击一直反对和美国开战的海军军官,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日本的战争机器开始隆隆作响。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国内对于战争的热情被推到了高峰。作为这次奇袭的指挥官,山本五十六更是被推上了神坛,成为了日本民众的偶像。由于临近1942年元旦,民众的热情和过节的喜悦交织在了一起,据约翰托兰的《日本帝国的衰亡》一书中记载:“东京与往年一样庆祝了元旦。这是日本人喜爱的节日。欠债偿清了:人流象一条望不到头的长龙拥向明治神宫,要在深夜十二点敲响后往化缘箱里扔钱币,还要为了求好运去买个披着红袈裟的达摩祖师泥塑像。战争没有损害节日的欢乐,反而给人带来了一种期望心情。下次大捷快来了吧?”就连当时的军务局长武藤章都自述:“国民对胜利太高兴过头了,没有好处。”事实上,当时的民间已经进入到了对于战争的幻想之中,逐渐在狂欢、喜悦和迷乱之中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这股力量也对于当时的日本政府起到了推波助澜和绑架的作用,当时的海军希望速战速决和美国取得谈判的先机,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舆论的裹挟。在这种氛围中,谁敢言和,就会被立刻视为卖国贼和民族罪人。当时的日本军部也是骑虎难下,只能是尽一切可能扩大战果。日本海军一向以冷静沉稳自居,此时的急躁冒进程度甚至大出陆军的意料之外。就是这种情况下,中途岛大败才会出现。除此之外,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国民对于战争的参与热情就不断高涨。早期除了武士阶层之外,其他人都不能当兵作战。后来天皇特意下达了敕令允许农、工、商的子弟参军。很多人都非常热衷地投身军旅,日本的军队也呈现出扩张的态势。而其余的日本民众对于战争的参与方式则是选择了经济援助,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国内就曾经发行过特别国债用于购买舰船。结果是此类的国债十分抢手,经常被市民抢购一空,日本人也将此视为对于日本的战争支援。而到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国民的支援更是拓展到了更多的层面。比如日本在攻占了东南亚之后,曾经希望将东南亚婆罗洲的石油源源不断地运回国内。就此项事宜,日本民间也开始大力响应政府号召,一些民用船只甚至是捕鲸船都进入到了运送石油的行列。据《大东亚战争全史》记载:“开战当时,日本的油船约为38万总吨,其中约27万吨已被海军征用。因此运输南方生产的石油就不得不指望利用民用油船(约10万吨)和新造的油船。5月20日的联席会议上终于作出了如下决定:‘7月末以后,海军解除超过原定数量的征用油船(包括捕鲸船),用来运回南方石油’。”这样一来大量的民用船只被释放,用于运输石油资源。这就是日本当时民间对于战争的实际支持,加上民众参军的数量不断增多,日本征集的战略物资也不断加大。到了战争的后期,日本国民早就已经和军国主义法西斯政府捆绑到了一起,所以才有“原子弹下无冤魂”的说法。首先,从民族心态上来看,日本人长期认为当兵作战是非常神圣的事情,是证明男子勇武精神的最直接体现。在二战时期的日本,只有日本国内的人才有资格出任军官。像是朝鲜半岛和我国的台湾地区虽然也在之前被日本所窃占,但是当地的人只能够担任军夫(伙夫、马夫一类的服务性工作)之类的职务。而且日本的军队是军官指挥,士官管理,所以日本军官的职业素质和生活待遇都是非常可观的。这就让当兵作战成为了一种精神和物质都能够得到极大满足的行业,不仅备受社会尊重,还能够享有优质的待遇。即使战死,也有专门的靖国神社加以供养,这令普遍信奉神道教的日本民众都非常向往。日本人将荣誉和社会风评看得尤为重要,一旦参军无论是生还或是战死都能够获得很高的评价,其子孙甚至都可以因此而沾光。日本人对于战争的热衷程度也是由此而来,日本法西斯的战车也是因此在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其次,根据以往的经验看来,日本能够从战争中获得非常丰厚的利益。从蒙古攻打日本铩羽而归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在日本胜利的情况下结束的。而每次日本胜利后都会获得很高的战争回报,不仅是明面上的战争赔偿和土地割让。更多的是战争对于国内需求的拉动,经济往往会因此而高歌猛进。从最顶层的财阀到普通的企业主都会从战争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如《大东亚补给战》中提到:“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后,我国经济都有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与欧洲各交战国的贸易额扩大到4倍。”这样庞大的需求自然也提升了日本国内的战争热情,以至于他们忽视了战争带给他国的苦难和战争本身的残酷性。战争是人类文明中最黑暗的一页,特别是进入到二十世纪后,大规模的战争对于人类社会的基础已经产生了动摇。正所谓“雪崩时,没有任何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实际上在雪崩真正发生前,雪花就已经不再无辜。二战时期的日本,将战争视为政治的衍生品和大国博弈的重要筹码。它们把战争作为一种操弄世界霸权的工具,而忽略了战争本身对于人类文明史的威胁性。而民间社会而言更应该坚守基本的和平价值观,民间舆论也不应该过度地参与到有关战争的争论上,正如古语有云:“和战大计,决在庙堂”。随着媒体时代的蓬勃发展,舆论已经逐渐形成了一股重要的力量,甚至在西方国家都可以左右政府的重要决策。但是,对于如此重大的议题依旧应该要保持克制。因为舆论的主体中,很多都是专业领域之外的外行人,尊重专业应该是是对于现代社会最起码的认知。和平是宝贵的,是历史洪流赐予人类社会最为珍贵的礼物。珍爱和平不仅应该是人类的共识,更应该是整个世界的共识。世界的舞台很广阔,容得下任何国家。只有和平,才能迎接发展;只有和平,才会带来希望;只有和平,才能守望明天。综上所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非常狂热的好战风潮。这股风潮和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上台相向而行,互为表里。舆论裹挟着日本政府,使得战车只能越走越远,令整个日本社会都逐渐在战争的声浪中迷失了方向。由于日本特殊的民族性和历次战争的丰厚回报,使得日本对于战争失去了基本的敬畏之心。战争的残酷性不仅为日本周围的亚洲国家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也最终吞噬了日本自身。雪崩开始之前,实际上雪花就已经不再无辜。只有让和平的曙光消弭战争的冰封,世界才会真正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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